大阳城集团娱乐“我花四年走入耶鲁却用了十年才走出耶鲁。”教育研究者江学勤少时移民加拿大，成长之路并不顺利，于是立志考上藤校，改变命运。耶鲁毕业后，他顺利成为文化精英却陷入迷茫。走出精英圈，他意识到顶尖大学与它的选拔机制只强调外部驱动，却忽略了培养学生的安全感，而后者其实更重要。近日，江学勤接受我们专访，分享他的思考，或对正在参与中国教育内卷的我们有所启发。

　　2023年，居然还是逃不开内卷。这个词和它所描述的现象，在过去的一年中变得更加缠绕，愈发将你我束缚其中。

　　小目标可能是希望孩子进入好的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往大了说，若是输了其中一个环节，就可能阶层下滑。

　　和内卷配套的有一个词，“上岸”，若是进入了心仪的学校，就会表述成“某某学校上岸了”。非常精妙，处于内卷之中，就如同身处急流，紧张、失序，只有上岸，才能带来安全感。

　　然而，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员、全球教师奖评委、深圳中学和北大附中国际项目的创始人江学勤却说：内卷只会卷走你的安全感。

　　这不是教育专家的空谈。上世纪八十年代起，北美教育内卷就已经开始了，江学勤本人就是北美教育内卷的赢家与输家。

　　说赢家，江学勤在加拿大长大，高中靠着个人努力进入耶鲁，毕业后就给美国主流媒体写文章，一路打怪，升级为标准的文化精英。说输家，耶鲁的教育又长时间地让他陷入迷茫与自我怀疑。

　　他把他的思考写入《看不见的力量：有关成功、学习和创造力的》一书，近日刚刚出版，借此机会，外滩君与他进行了对话。

　　他六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，境况不算好，也不受老师喜爱，父母唯一的期望就是长大后“不要像父亲一样在洗盘子的时候毁掉腰背，不像母亲一样在缝衣服的时候毁掉眼睛。”

　　江学勤很聪明，而且努力。四年的时间大阳城集团娱乐，他把自己精准打造成一个标准的耶鲁候选人：高智商、领导力强、充满人格力量。

　　他转学到加拿大最好的公立学校，选最难的课，做校报编辑、进入足球校队，从家到学校的地铁上，他读《纽约客》和《大西洋月刊》，中午也不休息，做SAT模拟题，每天睡四小时。

　　1995年，他成功跨入了耶鲁校门。然而，他迅速发现，他的努力不过引导他走进了一个更大的竞技场。

　　他需要再一次突围。江学勤回忆说，在进入耶鲁后，“我钻研最深奥的书籍，面对了最苛刻的教授，并且发展出了高度的分析智能(analytical intelligence)——这让我得了不少奖，也备受教授们的赞许。1999年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心中确信在耶鲁教育的武装下，我能够征服全世界。”

　　即使在外人看来，江学勤过得不错，彼时他出于教育理想，来到中国，在北京最好的学校教书，同时给一些美国主流媒体写文章，他也不能满意。

　　因为，一名耶鲁毕业生，必须立刻成功，因此，当他没能出版自己的书、没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的时候，就陷入了深深的沮丧。

　　”我感到迷茫、愤怒，并对这个世界困惑不已。我从一个职业跳到另一个职业，从未安稳，最终在快30岁时陷入了严重的抑郁。”江学勤回忆道。

　　有一次，江学勤和两位朋友聊天，一位来自耶鲁，另一位来自哈佛。他们谈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：同校有好多都梦想成为诗人的朋友，但是写了一两年没有成名就很快放弃了。不过，另一些非顶尖大学的朋友还一直热爱并保持写诗的习惯。

　　后来他们分析，“名校毕业生太在意外部评价，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认可和成功就会选择放弃，其他人出于内在动机，仍然保持对写诗的热爱，就能继续坚持，投入地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努力奋斗。”

　　同时，要进入顶尖大学，就必须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外部评价，比如，分数、比赛名次、艺术考级、体育技能等等。所谓教育内卷，卷的就是外部评价。

　　成长型思维的提出者卡罗尔·德韦克，哥伦比亚本科，耶鲁博士。学霸，也总是被不安与自我怀疑困扰。

　　从小到大，她一直是老师们的宠儿。他们这样夸奖她：“你真聪明！”“你做的真快！”“你做得毫不费力！”

　　她说，“最可怕的想法是我本平凡，因为我需要证明自己。别人的每一句评语、每一个眼光都意义非凡，都影响了我的智力分数、魅力分数和受欢迎程度。”

　　大量调查和研究表明，安全感和终身学习、创造力、成长型思维、情绪管理、情商/同理心、内在动机等密不可分。因此，拥有安全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生的成功。

　　迷茫期，江学勤回到了加拿大。学习唱歌、弹琴、弹低音吉他、上驾驶学校、烹饪学校、戏剧学校，尝试跑酷、攀岩、巴西柔术、crossfit、瑜伽、冥想、木工、摄影甚至有机种植。

　　以前江学勤从来不做饭大阳城集团娱乐，但他自信自己能用一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厨师。毕竟，他是耶鲁毕业，还会背济慈呢。

　　然而，耶鲁没有帮他赢得好运，交作业的课上，当他端出自己做的菜时，老师“瞥了一眼我做老了的牛肉和油腻的鸡汤，然后双手交叉，摇头说，“我可不会吃这个”大阳城集团娱乐。

　　江学勤的同学里有个18岁的女孩，线点起床锻炼，然后去餐饮公司上班，朝八晚五。然后骑车来烹饪学校上课，从晚上六点到十点。她不追寻金钱与名望，只想做出更好的菜。

　　“我用一年的时间尝试很多从没有参加过的活动，无论是是烹饪课、巴西柔术、攀岩或者脱口秀，我都遇到很多优秀的年轻人，他们纯粹为了自己的内在动机而发奋努力学习。所以才慢慢发现社会是非常多元化与精彩的，而以前自己的看法非常狭隘和偏激。”江学勤回忆说。

　　住房和城市建设研究专家陈杰，此前接受媒体采访，他说，“学生应该早早地适应社会的多样性，学习和不同背景的人融洽相处。把不同的学生放在一起，其实就是构建了一个模拟社会。当学生多样化之后，他们会找到各自差异化的定位，容易形成相对宽松的环境氛围，舒缓学生和家长的焦虑情绪。”

　　成都老百姓很满意他们的公立教育，有统计数据显示，家长的满意度可以达到90%以上。这也是教育部认为公办教育均衡化做得很好的城市。成都的大部分学校欢迎所有的学生，而不是最好的学生。

　　江学勤在书中讲述了同辉学校的例子。这是一所服务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公立学校，而且他们尽量帮助自闭症的孩子随班就读。

　　他观察到六年级有一个自闭症的孩子，上课却表现很好。语文老师很了解他的长处，在课上让他背诗，而不是分析诗词。他不太流利，却非常自信。

　　他的同学们告诉江，这位自闭症同学的存在，让他们打开了自己的视野，教会了他们尊重与自己不同的人，并且感恩自己的长处。

　　有理由相信，随着中国教育改革，优质资源从头部学校释放，加上学校生源的丰富化，内卷时代家长们避之不及的“菜小”与“坑校”，可能真的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家门口的好学校。

　　江学勤的经历让他体会到了北美精英教育的局限性，他意识到，中国的教育改革不能走上这条老路。而成都，则让他看到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教育模型：强调安全感、幸福感、赋予每个孩子成功力量。

　　“建设创造性的学校并不仅仅是未来给所有儿童带来更好的未来，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建造公平的社会，其终极目的是保存我们的人性。”江学勤说。